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重要论述②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境地。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中国人民饱受煎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百折不挠地为改变中国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由于党“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则”失败。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红车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等错误，纵横十余省，最远的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前进到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主力长征期间，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西北地区的红军、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的卓越能力，充分体现了红军将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充分证明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0月22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2011版第724-725页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7-618页
我们党成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一开始也把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试图走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不深切了解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党内有些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把别国经验神圣化，也是这样主张的。特别是他们全然不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条件，继续推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错误战略，结果使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写下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科学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沿着这一道路、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可以看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何等不容易，我们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积极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说过，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们党在进行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又走过一段弯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口号下，照抄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体制模式。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那样，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后来，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有它的弊病，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八大文献，以及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我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良好开端。当年我们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提出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提出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等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方针政策后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邓小平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没有解决好”，主要是指我们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我们发生的失误和曲折也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重大损失。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发出响亮的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国情，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大政方针、政策举措，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7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7页
